[35]对于法教义学立场的后果和社科法学立场的后果之区别，杨知文在其文章的一个脚注当中作了详尽的解说，参见杨知文：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法律科学》2009年第3期，第7页。
二是加强男女平等的教育，在教材内容和教学方式上防止重男轻女的现象。二是在社会上或机构中发生的强奸、性凌虐、性骚扰、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等暴力行为。
战争源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而性别不平等首当其冲。从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后天的作用，但他所强调的是第一性的自然属性的因素。自2006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持续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按照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与政治赋权等指标，对各国性别差异问题进行排名，目的是加快性别平等的前进步伐。性别平等权是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重要主题，是现代社会文明基本要求，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3}。在中国，一个女人的脚是否足够的小，曾是衡量该女子美感的重要标志，女人从4岁开始缠足，所谓三寸金莲。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主要包括下列各项：一是在家庭中发生的殴打、对女童的性凌虐、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我们要持续做出打破制度中性别不平等的努力，争取更多性别平等机会的立法，增加对性别问题的敏感度，认识到父权制的存在，关注父权制的问题，并且采取行动改变它。[21]司法解释与规章规范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导致鸡同鸭讲，司法执法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
[8]这就是中国式的法官造法。在当时的立法环境下，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是目前唯一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条件的法定原告主体。[6]学术上的探讨值得肯定，但我们不要过度迷信审判的力量。顾培东教授指出：放纵的实用主义法治观主要存在于具有一定位势的权力主体，尤其是主政一方事务的党政要员。
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针对跨区域性的大气污染，司法机关在权利的救济技术上存在难度。
(二)审判机关的演化 1.配合检察。立足于效率与公正以及客观的法秩序的维护，我们应放弃‘刑事优先原则，代之以‘同步协调原则，即无论是行政执法机关，还是刑事司法机关，一旦发现同一违法、犯罪行为的线索，就先立案、先调查、先处罚，行政执法机关针对涉嫌犯罪行为采取移送而不停止调查及处罚，刑事司法机关针对需要及时采取能力(资格)罚的犯罪行为则商请行政执法机关及时作出处罚决定。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四)司法执法的工作平台 1.两法衔接。
[9]中国式法官造法从功能方面而言，就是法院的公共政策形成功能。[22] 6.司法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需要规范。[11]柳亦博：《论合作治理的路径建构》，《行政论坛》2016年第1期。【期刊名称】《求是学刊》【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司法 执法 。
针对环境资源领域犯罪，201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这也就是司法执法新边界呈现的样态和必然结果。
通过司法执法的现实权力运作的理论分析，我们发现，检察、审判机关与执法的边界模型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检察机关应以对执法权力的监督为核心从而间接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展开司法叙事，审判机关应以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为核心从而间接对执法权力的监督展开司法叙事。[14]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
合并同类项，意指寻找最低限度的相似性。在正当性方面，司法建议使司法权保护少数的立场弱化、民主立场被过度秉持，同时，也使司法权承受主动而开放的知识管理风险，这些问题已经背离了司法权性质。[6]陈海嵩：《雾霾应急的中国实践与环境法理》，《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16]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领域的执法由傲慢逐渐转变为审慎，可以从不得不和不应该中获得阐释。其中，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特别是，这种法治观往往直接与权力相结合，很容易借助权力的运行而体现为具体实践。
人应该呼吸、吃饭、喝水、睡觉，是作为主体的自然人的最低限度的应然性，也是人权理念的逻辑基础。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成因十分复杂，执法状况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者在执法司法方面虽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都是以区域内(甚或跨区域)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司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等主体之间在决策、执行、司法与监督等方面的协作为特征的。[5]陈贻健：《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的法律评析及制度启示》，《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8] 在司法执法二元化的基本框架下，当下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符合宪法秩序的要求。2013年6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认定标准。
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五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来审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领域复杂问题的客观实际，剖析其复杂表像后的深层次机理，对于破解现存的司法执法中的困境和难题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宪法》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当然，更深层次的，还包括对盐业执法体制方面带来的影响和震荡。
[20]诉前程序的设计，是存量资源的典型盘活和运用。[7]事实上，对于跨区域性的涉及大气污染的环境保护案件，大多数情况下，审判机关采取的是一种鸵鸟策略。
可见，在危害后果标准的认定上，安全生产行政法规范与刑法规范有着明显差异。[3]商红日：《国家与政府：概念的再界定——兼论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
2014年11月28日，珠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珠海经济特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条例》，其中，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定义是：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刑事司法过程中发现的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处理的办案工作机制。主要表现在：(1)加强监督管理工作的书面化记录。
应以公共政策为切入点，从规范之外为刑法研究寻找一条新的路径，由外在视角审视刑法规范演变的实质，对现代社会中刑法的角色，即刑法作为国家控制风险的工具做出较为确切的定位与评价。[13]具体参见《强化法律监督护航美丽中国》，《检察日报》2015年6月7日。[14]典型的表述就是地方党政领导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应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设定‘十三五时期的各项发展指标，包括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资源环境四大类共25项指标。
然而，根据执政党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表述(包括晚近的司法改革)和学术通例，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同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范畴。比如对噪音污染类案件的司法裁判呈现出极强的多样性。
补充形式是上升、凝固为法院内部的规范性文件，而且，这一般是在上级法院认可、授意下或者与当地政府(党委)互动合作下完成。就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权，对于安全生产领域没有明确列举规定。
正如有学者在评论天津老太赵春华摆射击摊被判非法持有枪支罪案件所指出的，一审判决引发的司法信任危机，表面上看来是由于机械司法造成的，但其根源确是由于执法机关没有严格执法，进而导致公众对于枪支管理的认知标准和国家立法标准之间产生了严重偏差造成的。[4]胡鞍钢、唐啸：《新发展理念是当今中国发展之道》，《人民日报》2017年2月8日，第7版。